公共卫生议题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策略研究——以Twitter平台两大央媒“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Jul 1, 2020

摘要

随着国际公众逐渐习惯从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社交媒体中的国家主体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交媒体为公共卫生议题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国际化场域,也使其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分析了两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Twitter平台上对该议题的报道,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与报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讨论了公共卫生议题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策略,以期为新媒体场域下的公共卫生议题国际传播提供思考与启示。

1. 作品背景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已逐渐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加强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传播,对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9年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迅速成为世界舆论焦点,对于这一事件信息的传播和报道也考验着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这半年来,我国重点外宣媒体积极探索创新国际传播思路,适应融媒体发展特点,运用新形式、新方法,持续对外报道中国疫情防控进展和全球疫情动态,真实地展现了整个事件发展过程,有效回应了世界各国的种种关切。

但在海外舆论场中,我国也遭受诸多抹黑与无端指责。2020年1月,当外国主流媒体首次报道 “新冠疫情”时,倾向于将中国塑造为“应对危机迟滞”的国家角色。随着疫情蔓延,有关武汉“封城”的“侵犯人权论”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德国媒体《明镜周刊》直接将新冠病毒描述为“中国制造”,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一些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反华意向的言论,令人瞠目结舌。

海外舆论环境复杂与我国对外报道“新冠疫情”的实践表明,在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传播具有更强权威性、更快时效性、内宣外宣相统一的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外宣媒体需要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探索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实际有效的方法,以更好地应对舆论挑战、讲好中国故事。

整体而言,关于主流媒体如何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公共卫生议题传播的探讨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国内主流媒体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国际传播; 其二是公共卫生议题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年来,海外社交媒体为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场域。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社交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更加迅捷。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40 亿,新加入的网民用户显现出了年轻化、多元化以及多极化的特点,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媒体需要朝着信息平等、公众参与和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转变。在全球范围内,以Twitter 为代表的新闻类社交媒体正逐步成为集聚新闻内容和传播信息资讯的主要社会化平台。统计显示,Twitter 平台上85%的话题都由新闻媒体账号产生,这意味着Twitter 已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新闻媒介属性( Kwak et al,2010) 。为加强国际报道与传播能力,更好地在国际场域发声,不少国内主流媒体也纷纷开设Twitter 账号,以期在辐射层面与国际接轨。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闻类社交媒体平台正逐渐成为国内主流媒体影响海外受众议程的新阵地。主流媒体在Twitter 平台上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时事新闻资讯,一些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也借助Twitter平台进行国际传播,而公共卫生议题也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卫生议题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性,它不仅事关发生地的医疗卫生水平,而且考验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这种能力考验既体现在政府机构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管控上,也反映在政府对于当地人民的安抚关怀中。另外,公共卫生议题具有明显的“扩散性”特征。一方面,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居民的生产生活,经过产业链传导影响地区经济以及供应链上下游;另一方面,较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常常都来自于“传染病”,疾病自身的“传染性”会借用人员流动扩散到周边地区,形成事件的蔓延甚至再一次爆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情感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重点( Serrano-Puche,2015) ,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疾病”、“医疗”、“痛苦”境遇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患病者的遭遇与情绪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不仅会激发各地用户的同情与帮助,也会强化他们对所在地政府的关注与审视。迅速、有力、有效的政府措施会极大地收获网友的好感与赞美,懈怠、不力、无效的政府行动无疑会受到众人的声讨和指责,从而降低地区形象。因此,当谈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时,亦不能忽视信息传播中所夹杂的情感特征。在社交网络时代,信息传输与情感表达的地位等量齐观( 史安斌、邱伟怡,2018) 。

具体而言,在近期的公共卫生议题中,“新冠疫情”议题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PDChina)和中央电视台(@CGTNOfficial)等主流媒体在Twitter 平台上合力发声,自2019年12月31日起发文近万条,对该事件进行了持续全面多元的追踪报道,呈现为公共卫生议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报道与传播的典型性案例。

2019年12月31日13时52分(东八区时间),中央电视台(@CGTNOfficial)首次在Twitter平台发布了武汉出现病例的消息(27 cases of viral pneumonia reported in Central China’s Wuhan City),至此拉开了“新冠疫情”的斗争大幕。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新冠疫情”构成了“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传播规模的加剧,3月11日晚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球已确诊新冠肺炎11.8万例,波及110多个国家,死亡近4300人,“新冠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

为此,本文选择包含这些重要时间点的三个月(2019年12月31日-2020年3月31日)对两大主流媒体就“新冠疫情”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Twitter报道进行观测与分析,以探索公共卫生议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特点与规律。

为进一步具体观测,笔者应用Buzzsumo平台进行了分析。Buzzsumo是一个社交媒体情感分析平台,能够展现Twitter 、facbbook等社交媒体上受众关于某一议题的讨论情况与情感走向。该平台数据结果表明,在“新冠疫情”构成了“PHEIC” 10天之后( 即1月31日—2月9日),受众在社交媒体的平均参与度达536次,其中约40% 的网民对该议题持负面态度。

同时,Buzzsumo平台数据分析也发现,“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一个月后(即3月12 日—4月11日),受众在社交媒体( 包括Twitter,Facebook 以及YouTube 等)平台上参对于“新冠疫情”议题的平均参与度相比“PEHIC”后更高,达612次。这意味国际受众对新冠疫情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尽管负面态度有所降低至36%,但依旧处于高位,对主流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报道与传播提出挑战。

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究竟应该如何报道,选择怎样的形式来呈现公共卫生议题,以及如何进行有效传播,诸此种种都是值得探讨的研究性议题。本文选择从公共卫生议题报道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入手,对两大主流媒体的Twitter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在内容层面观测报道框架与信源选择,在形式层面分析新闻呈现方式与互动形式——以期为公共卫生议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报道与传播提供策略性建议。

2. 数据介绍和分析方法介绍

数据获取

数据主要通过R的Rtweet包从Twitter获取数据

预处理

先对数据观察,然后将不相关的变量清除

整洁数据

最先对时间字段用R的Lubridate包进行格式化,然后按分析框架将时间和日期分组排列。随后将人工编码部分还原标签,依次分组,整理为整洁数据,期间主要使用dyplr和tidyr两个包完成

3. 数据分析环境

  • 硬件环境:Surface Pro 4
  • 操作系统: Windows10 Professional x64 version 2004
  • 数据分析软件:RStudio和Excel
  • 编程语言:R (3.6)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关注两大央媒在Twitter上的报道表现,首先通过python爬虫软件爬取了两大主流媒体的Twitter账号(@PDChina、@CGTNOfficial),时间范围为2019年12月31日-2020年3月31日,检索到14545条消息,通过人工阅读辅助及以“Covid-19”和“coronaviru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方式,筛选出一共5500条与“新冠疫情”直接相关的推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中,人民日报发布推文共1512条,CGTN发布推文共3988条。

笔者首先对两大央媒的Twitter报道进行词频统计,以1月30日和3月11日为时间节点将“新冠疫情”报道分为三个时期。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疫情”构成了“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传播规模的加剧,3月11日晚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笔者对5500条推文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排序,与1月30日和3月11日为疫情节点,将推文分为“疫情前期”、“国际关注时期”、“世界大流行时期”,剔除核心词“coronavirus”和“Covid-19”后,运用python对其余推文内容进行词频分析。

整体而言,“China”、“cases”、“confirmed”、“Wuhan”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勾勒疫情报道从早期中心“武汉”转到全“中国”,病例不断出现不断增多的过程。

图1两大央媒“新冠疫情”推文词云

从两大央媒对“新冠疫情”Twitter报道的整体情况来看,三个月内,人民日报在Twitter 平台上共发稿1512条,单日最高发文量33条(3月13日、3月17日、3月25日及3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Twitter平台上共发稿3988条,单日最高99条(3月25日)(见表1),较高的日期有3月12日(85条)、3月17日(83条)、和3月31日(88条)。

最高发文量的出现时间大多集中于事件重要节点:比如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后,认为可将新冠肺炎视为大流行,引起各方的阐释与讨论。此外,中央电视台的最高发文量出现于3月25日,虽然没有明显的单一事件驱动,但是却存在多元事件驱动。一方面,中国湖北开始解除交通封锁,疫情形势逐渐向好,另一方面,美国的疫情不断加重,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美国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爆发又一中心。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对美国部分政客不实言论的驳斥,因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也受到较多报道。

> 图2两大央媒对“新冠疫情”在Twitter上报道的发稿统计
媒体 发稿总量 最高发稿 平均转推 平均评论 平均获赞 最高转推 最高评论 最高获赞
人民日报 1512 33 23.8 132.4 295.5 1763 6199 12712
CGTN 3988 99 62.9 8.9 139.2 12810 1031 17491

表1两大央媒对“新冠疫情”在Twitter上报道的发稿统计

两家媒体的单条最高获赞数目都超过了10000个,但在最高转推和最高评论上有所差异。CGTN的最高转推数目达到了12810条,相比之下,人民日报最高只有1763条;而在评论参与上,人民日报的最高评论达6199条,转推与获赞较高的CGTN却只有1031条。这种差异在均值上也得到了体现,人民日报的平均转推数目(23.8)不到CGTN(62.9)的一半,但平均评论数(132.4)却是CGTN(8.9)的近15倍,获赞数是CGTN的两倍。转载代表的往往对重要信息的认可与传播,而点赞与评论,反映的则是用户对内容的认可、共鸣以及互动。从数据可以看出,CGTN在信息发布时间、报道范围、更新频率等多个方面都较为突出,而人民日报虽然发文量上不及CGTN,也无法获得更好地转推,但在与用户互动方面,具有较好的传播能力。其中,人民日报于2月7日发布的推文“We deeply mourn the death of #Wuhan doctor Li wenliang, who unfortunately got infec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while battling with the epidemic. After all-effort rescue, Li passed away on 2:58 am, Feb. 7. ”(李文亮医生逝世)获得了12712个点赞、1763个转推和4508个讨论。该条推文是对当时中国著名抗疫医生“李文亮”的最新消息,治病救人的医生在与疫情斗争的过程中倒下,不仅受到国人的关注与痛惜,在国际社会中也激发了讨论。而CGTN在1月24日发布的推文“Construction began on the night of January 23 for a new specialized hospital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central China’s #Wuhan City.”通过文字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开始建设一座新医院的情况。该视频采用航拍视角,呈现了上百台施工设备、无数工人以及运输车井然有序的施工现场面貌,体现了中国的抗疫决心以及抗疫能力,获得了无数网友点赞转推(12810个点赞,17491条转推)。在下文中,笔者将进一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两大央媒的Twitter 报道进行具体分析。

4.1 内容层面

从内容层面来看,两大央媒在报道框架与新闻信源使用中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特点。

4.1.1报道框架

在对传播效果的评估中,我们常常运用框架分析( framing analysis) 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戈夫曼首次将框架的概念引入传播学中,他认为,框架为事件提供了一种原始解释(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的范式,人们往往需要依赖一套策略和框架来理解外部世界( Goffman,1974,p. 21) ,而新闻本身就给人们提供了一套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路径,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加工与阐释,使之置于特定的意义体系之内( 潘忠党,2006) 。陈潇潇在借鉴De Vreese、Peter 和Semetko 对新闻通用框架的分类基础上, 构建的新闻通用框架是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可的新闻框架分析经典。主要包括:事实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归因框架、道德框架、经济后果框架和领导力框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及舆论现状,本文主要依据陈潇潇的分类方式,通过对5500条推文所进行的分析,将疫情新闻报道通用框架进行了轻微调整和深化,构建了事实框架、冲突框架、情感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应对框架、影响框架7个框架和14个二级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3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框架建构及研究类目指标体系


表4 央媒新冠疫情报道框架效果表

综合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两个客户端所发布的疫情相关推特内容,显而易见的是事实框架占据绝对优势,数量达到全部框架的50%以上。其次使用最多的是应对框架、情感框架和影响框架,分别占比为19.05%、12.71%和10.85%。而冲突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三者使用较少,一共仅占到总数的4.23%。

事实框架分析

事实框架是此次疫情期间两大媒体使用最多的框架类型(共2515篇推特),具体来看,使用事实陈述的推特篇数达到2452篇,占到全部推特内容的近一半。疫情首先在中国出现,继而引发全世界关注,随后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有关各国和地区的疫情通报数量众多,同时从平均转发、点赞和评论数量也可以看出,这些疫情通报获得了大量关注。而使用权威阐释框架的推特大多数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从点赞和评论数来看传播效果并不显著。

应对框架分析

应对框架作为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媒体使用十分频繁的框架类型,此次疫情期间也不例外,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作为中国官方媒体,应对框架也是其使用主要的框架。尤其是在此次疫情初期,由于各界对中国疫情的种种不实猜测,有关中国政府的谣言更需要官方媒体及时有力的破除。但其虽作为数量仅次于事实框架的报道方式,获得的点赞、评论和转发情况相较于事实框架内容却略显逊色。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分析的所有推特内容中获得点赞数最多的是来自@CGTN在2020年1月24日所发布的有关火神山医院开始修建的推特,其全文如下:“Construction began on the night of January 23 for a new specialized hospital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central China’s #Wuhan City. The hospital is designed to have an area of 25,000 square meters with 1,000 beds and will be put into use by February 3.”,共获得了17491个点赞。而另一条由@PDChina发布的有关武汉的推文:“Full-front disinfection work has started in #Wuhan, an effort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是评论数最高的推文。

情感框架分析
情感框架主要是对英雄楷模的歌颂报道,和疫情带来的伤害、损失等方面的共情体验,是本次研究中占比第三的框架。综合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的推特发布情况可以看出,通过对抗疫一线人员的报道与歌颂,能显著提高海外受众的点赞评论水平。尤其是在歌颂报道的内容中,通过对于中国人民勇敢抗疫的描述,有助于提高海外用户对与中国人民的赞扬与敬佩,提高民族声誉。

影响框架分析

两大媒体对影响框架的使用占到全部内容的10.85%,国内影响框架的使用略多于国际影响,分别是6.11%和4.75%。从具体议题来看,主要包括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前期,主要报道的是对于国内的影响,随着全球疫情扩散,国外影响越来越显著。

不常用框架分析

冲突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三个框架合起来占比4.23%,属于较少使用的框架类型。冲突框架是面对问题和冲突时爆发力和煽动性最强的框架类型,巧妙使用能引导舆论快速解决问题。但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使用冲突框架较少,笔者的一个推测是,其目的在于通过及时发布政府措施、实时的疫情通报和权威人士对疫情的解读来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抗疫的决心与实力。而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的使用情况则可以用读者相比于疫情本身更少关注这两个框架来解读。

4.1.2 新闻信源

基于对5500条推文的统计中,本文从信源来源国( 区域) 以及信源身份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划分: 从来源国( 区域) 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中方、美方、他国/国际信源以及多方信源四类; 从信源身份角度看,可以分为官方、抗疫一线、专家/机构和百姓信源。

表5两大央媒对新冠疫情Twitter 报道的方差分析( 多重比较)

表6

以信源身份为标准,将信源分为官方信源、抗疫一线信源、专家信源以及企业/百姓信源时,对其进行方差分析。整体而言,数据显示官方信源占比最大(62.6%),且具有较高的转载和点赞,但相对抗疫一线的信源还是要低很多,这证明受众更加关注来自抗疫一线的信源报道。

不过从评论上来看,官方信源收获了最高的评论数,这可能在于官方的数据及措施常常会激发网民的讨论。统计学上也反映了这种趋势,官方信源获得的转发、点赞显著低于抗疫一线的信源报道,点赞与评论数则显著地高于专家机构信源。这表明,在关于公共卫生议题的报道中,加大对官方信源的报道有助于扩大讨论,但要想收获更多的赞与转发,将报道对象关注于“一线人员”更有助于提高海外用户对平台内容的喜爱与转发。因此,传递官方权威声音与报道一线实际情况都是主流媒体在公共议题传播中的重要职责。

4.2 形式层面

4.2.1 呈现方式

本文同时从推文的形式和长度两个层面分析了央媒Twitter 报道的呈现方式( 见表7) 。

表7 两大央媒对新冠疫情Twitter 报道的形式分析

从推文形式上来看,图文类的推文报道依旧占据当前社交媒体的主流(89.6%),另有10.4%的推文实现了文字和视频的综合运用,推文主体以新闻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素材中既能包含政府机构的权威声音,也能反映疫情之下抗疫工作者的艰辛与百姓生活常态,巨大的信息量更加具有共情效应。从转发以及点赞数量的均值上来看,以视频形式呈现的新闻的确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具有更高的转发以及获赞数量。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视频具有沉浸性,会让用户点入视频观看中,从而降低了评论的积极性。

从推文长度来看,63.3%的推文使用了“一句话推文”形式,即在推文链接之前,只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指出连接原文的内容,或者在推文中使用疑问句等形式吸引受众点开原文。这种方式在以往的报道中广受欢迎,推文起到了提示与导读的作用——不仅高度凝缩了链接文章的内容,同时还可以通过在语言上适度地创造和发挥来提高受众的关注程度。不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有关疫情的报道中,“一句话推文”的获赞与转载数量远低于长推文,只有评论数量差异较小。

这说明在公共卫生议题上,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更加强烈,不光想了解疫情的最新进展或官方措施,更想了解其具体情况及成效。该结论在公共卫生议题领域,推翻了学者过往认为的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更受欢迎的结论。

4.2.2 互动形式

互动性是社交媒体平台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次报道中,两大央媒的互动形式主要体现在技术与话语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包括两方面,其一,为通过Twitter 的评论、转发以及点赞功能实现网友和媒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在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客观形成的互动形

式。其二,为在推文中使用@功能,在Twitter账号之间形成照应与联动。如人民日报在推文“I also offer my profound respect and thanks to the thousands of brave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all frontline responders, who in the midst of the Spring Festival are working 24/7 to treat the sick, save lives, and bring this outbreak under control. @DrTedros says #coronavirus.”( 我还要向数千名勇敢的卫生专业人员和所有一线应对人员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他们在春节期间24小时不间断地治疗病人,拯救生命,并控制住疫情。) 中通过网友@DrTedros的方式,进行了一次互动形式的有益尝试,此条推文获得了网友们2692次点赞、2336次转发,效果良好。

话语层面的互动是指通过在推文中使用“you”“we”等人称代词与受众展开“对话”。比如,CGTN在推文中使用“We wish them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我们祝前线的工作者新年快乐健康。)等号召网友对抗疫一线人员表达祝福,获得了1031次点赞。不过总得来看,除了基于技术支持而存在的评论、转发和点赞的互动形式之外,央媒主动发起的具有互动感的推文仍然较少。因此,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时,推进主流媒体在与受众积极互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央媒在此次“新冠疫情”的Twitter报道中,主要基于“事实框架”、“应对框架”和“情感框架”来对中国的疫情发展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报道,并在当中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抗疫的决心与行动,并在共情报道中提高了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敬佩,引来关心与无数捐助。与此同时,以“影响框架”、“冲突框架”、“责任框架”和“道德框架”为辅助的形式,丰富了央媒在疫情报道中的内容,避免“过红过专”成为明显的“宣传”遭人诟病。

在对报道形式的分析上,我们也发现对于信源的选用以及方式的选择,会对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在公共卫生议题领域,对于爆发地(中方信源)和多方信源的报道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这点与以往经济议题中鼓励“国际信源”的策略建议有所不同。

这说明,尽管疫情已经发展至全球趋势,但在早中期,作为疫情的主要爆发国,国际受众更倾向于听到事件主体国的声音,尤其是当事国家的采取措施、管控效果以及人民生活情况。这种需求差异与其他议题有多不同。如政治经济议题时,国际受众更倾向于听到非事件主体国的声音, 使得采用他国信源的推文更受欢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将中方与外方疫情情况进行同步报道的推文中,无形中形成了对比,也有助于获得受众较高的关注与评价。这说明在报道自身情况时,有意识地添加其他国家的情况,展现多方信源,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途径之一。与此同时,对于抗疫一线人员以及当地百姓生活的报道,从微观具体的角度一窥疫情发展实况,相比宏大叙事更有助于激发受众的共情与认可。报道方式上,信息量大、在场感强的视频新闻无疑传播效果更强,而在图文报道中,不必过于追求“言简意赅”也是公共卫生议题中的重要特点。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建议,公共卫生议题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报道策略应在整体上遵循“澄清事实、引导舆论”的原则,同时降低报道视角,从微观视角切入,适度采用带有情感的以及更具“人情味”的表达方式,多关注“抗疫一线人员”以及卫生事件“百姓居民”的生活状态,避免过分追求报道“政府行为”和“专家话语”。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不仅体现了内容本身,同时还显现出“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社交媒体可以为央媒的态度表达提供空间,能够满足受众的情感诉求; 此外,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往往短小精悍,难以承载深度的分析性言论,这就使得诉诸情感的方式更加可行。

在呈现方式上,央媒应注意视觉手段以及数据化的综合运用,并且需要密切关注社交场域舆论走向,及时调整报道策略。视觉手段是一种更加贴近人际传播的表达方式,具有生动性、戏剧性,并且更加容易唤起受众的情感,引发读者共鸣。

最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媒体更应坚定立场,引领意见,引导舆论走向。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长期以来以英语为主导的信息传播秩序将被改变。数据分析显示,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已经成为国际涉华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中国立场与态度或将借助国际媒体的力量得到“放大”。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议题管理以及舆论引导的基础条件,今年的新冠疫情“黑天鹅”对全球产生冲击,中国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央媒理应借此契机鲜明地表达立场并发挥意见引领的作用,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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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于参赛及学术用途
5W Team, Mentor Xu, Mentor Cheng